这前后相距1600多年的两个例子，虽然最后都得到了妥善解决，但其背后体现出来的王朝气质迥然有别：西汉以柔克刚，韬光养晦，展现的是智慧；明朝以硬碰硬，虽死不惧，展现的是骨气。
于谦之于明朝的意义，如同岳飞之于宋朝。图源：网络
明朝最初定都南京，随着北伐成功，疆界拓展，帝国的敌人和压力变成分化的蒙元势力。朱棣起家于北京，知道边疆困局所在，又因为靖难之役后的政局魅影，故而决定迁都北京。对外可以说的理由，或许便是“天子守国门”，不过，历史的惯性也由此形成。
唐朝中后期的皇帝动不动就在战乱中出逃，任由都城沦陷，而明朝的皇帝绝不敢如此惜命和草率。他们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压力，要为全体臣民之表率，所以越是危急时刻，越要镇守其位。崇祯皇帝在亡国之时做出的抉择是不迁都、自缢死，我们不能以迂腐和无能进行解释，而是需要看到整个王朝背后的历史传统：身在其位的帝王已经被塑造成一个象征性的模范。这既是历史的神话，也是历史的包袱，正所谓“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”。
正因如此，不管崇祯是英明还是昏聩，他都必须以死为“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”的家族传统画上句号。只有这样，他才对得起明朝，才能激发臣民、士人的气节。
纵观明朝风气，虽不如唐朝奔放，不如宋朝潇洒，但自有一股凌厉之气贯穿始终。无论文人、武士、市民、才子，他们都像紫禁城里的帝王一样，身上流露出这个朝代的精神气质。这是明朝可以诞生于谦、王阳明、海瑞、张居正的原因，也是明朝覆灭后依然可以走出张煌言、史可法、李定国、顾炎武的原因。这或许就是孟子所说的“气”。
王阳明心学的出现与流行，与明朝中晚期市民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。图源：网络
另一方面，朱棣迁都、朱祁镇好战、朱由检自杀，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，是因为他们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必须作为帝国的象征而存在。他们的选择固然有值得被放大的意义，但没办法改变他们面临的人性与历史的局限性，包括小农、刻薄、自私、暴虐、多疑等特质。我们不能以今度古，过分苛求古人，但对此仍需批评，仍需反思，这样读史才有意义。
艾公子的新书《大明300年》，平心讲述我们的“来时路”。图源：西西
为明朝写史作传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，因为不仅牵涉历史，还关乎当下的社会情绪。不管是在专业史学界，还是在历史爱好者小圈子，对明朝的评价均呈两极化态势：有人恨它的暴虐、荒唐和倒退，也有人爱它的霸气、才气和市民思潮。但实际上，一旦带有偏好去阅读和理解一个朝代，便会陷入历史信息的茧房里出不来。
只有把一个朝代的所有侧面，像镜子一样摆放在桌面上，让它们相互对照着，才能看清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模样。
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首先，务必抛开个人好恶与历史成见；其次，务必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；最后，务必对历史复杂性抱以同情之理解。
我们面对的历史，是我们的先祖走过的路，可以批评，但不要为了苛求而批评，而要为了反思而批评。客观的阐释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，也是对我们的“来时路”的审视，不忘来时路，方知向何行。
艾公子的新书《大明300年》正是有感于此而写。从政治和文化两个维度，围绕重要事件、人物和思潮，将明朝历史划分成三个一百年，以全新的结构解读明史，在饱含细节与温情的笔触中重新述说这个公众熟悉的王朝。
第一个百年：从定都南京到夺门之变
朱元璋（1368年建国）—朱祁镇（1464年驾崩）
第二个百年：从成化犁庭到嘉靖大倭寇
朱见深（1464年登基）—朱厚熜（1567年驾崩）
第三个百年：从隆庆新政到南明灭亡
朱载垕（1567年登基）—朱由榔（1662年驾崩）
在书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两面性，是他奠定了这个汉人王朝的基本格局，但也是他埋下了政变与党争、残酷与血腥的历史基因。此后，从靖难之役到夺门之变，从嘉靖权斗到南明内讧，不管一把好牌怎样被打烂，这个王朝的纷争从未休止。
这本书讲述历史的大脉络，也剖析时代的精气神。我们可以读到于谦的悲剧，也可以读到方孝孺、胡宗宪、邓子龙、孙承宗等人的命运。凡人无力，还能呼唤英雄；英雄无力，又当如何破解？
在政治主线之外，我们也看到了明朝的另一个面相，在那里，有士大夫的节气与追求，有文化的繁荣与思想的深刻，有沈周、王阳明、兰陵笑笑生、汤显祖等人构建的历史世界，这个王朝的活力也从未休止。
当政治秩序乱象初显的时候，明朝在思想文化上却迎来了黄金时代。无论是绘画、书法、戏剧、小说，还是心学、佛学、科学，明朝中晚期人才辈出，各领域蓬勃发展，孕育出一批超越时代的伟大人物和经典作品，一直到明亡，这股文化思潮仍未断层，且影响深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