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中国城市在理论上具备承办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与经验，而中国庞大的足球市场也无疑具备强大的吸引力。对日本而言，合作不仅是“降压”之举，更是一种在区域内维持影响力、分担成本与风险的长远考量；对中国而言，联办可以成为快速积累经验、提升水平、推动本土足球改革的渠道。但双方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，中国的球迷与业界对这一路径的态度也呈现明显分化。
支持者普遍认为，在现阶段中国足球的水平下，单靠预选赛路径进入世界杯存在较大难度；而通过联办，球队将更早有机会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，进而激发青训、职业联赛、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改革与投资。这一逻辑看起来具备现实可操作性。相对的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提出质疑：为何一个已经具备独立承办大型体育赛事能力的国家，在世界杯这样高度聚焦的赛事上仍要寻求合办？这种“合办”是否会让中国在未来的赛事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、削弱话语权？这些质疑反映出中国足球长期积弱所带来的复杂心态和理性判断。
更深层次的棋局在于足球外交本身的设计。日本提出的方案若包括将决赛放在东京举行，势必给中国在承办安排上设定某种“配角”角色的定位。对一线城市而言，承办小组赛甚至部分淘汰赛的任务，虽具备展示机会，但若要在全球瞩目的舞台上成为核心，仍需要更大程度的自主权与资源配置权。与此同时，韩国足协对合作模式的态度目前显得相对克制，显现出对“统一版图”与共同治理的不同预期与担忧。
从经验看，卡塔尔世界杯的实际效用已超越赛事本身，基础设施升级、城市形象提升、旅游与产业带动等都带来长周期的正向效应。若中国最终决定参与联办，必须确保在话语权与实际收益上获得等值甚至更高的回报，避免出现投入巨大却难以兑现长期利益的局面。2046年虽然尚远，但世界杯的申办与准备周期极其漫长，提前布局、系统推进才可能带来真正的改变。
回到核心问题，选择携手还是独行，不仅关乎一届世界杯的承办权，更可能决定中国足球未来二十年的发展路径。世界杯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万能药，但它无疑是推动改革、提升竞争力的强大外部推动力。我们需要清晰评估：在短期利益、媒体曝光与城市建设之间，我们是否真正具备足够的谈判力、足够的治理能力，以及持续、扎实的青训和联赛改革配套，才能让联合申办转化为长期的竞争力提升。
最终的问题并非“2046能否成行”，而是“我们准备好了吗？”在面向未来的路上，是否已经建立起足够成熟的治理体系、制度框架与技战术体系，以确保参与世界杯的同时，能真正推动中国足球的全面跃升。世界杯并非救命药，但若把它作为驱动改革的关键杠杆，或许确实有可能成为中国足球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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